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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书店，大报馆

    久居东京的王光逖兄请我在山王饭店吃饭，长谈了半日，谈到东京的华侨、中国香港的朋友，也谈了许多国家大事和自己的感慨，很是投机，大感快慰。后来，我请他带我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。他陪我到新宿区的一家书店去。一进书店之门，不由得吓了我一大跳，原来那是一座九层楼的大建筑物，规模比香港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要大。永安、先施没那么大，连卡佛、大丸也没那么大。可是这座大建筑物只是一家书店，里面挤满了顾客。我们乘着自动电梯一层层地上去，什么字典部、地图部、小说部、科学部看得眼也花了。

    报纸规模的庞大，也使我这个“小巫”印象非常深刻。《朝日新闻》日报日销四百二十万份，晚报日销二百八十万份。我到《朝日新闻》报馆中去参观，见到数十架印报机中印出来的报纸，由数十条传送带同时传送到打包房去，实是生平所见到的壮观之一。《朝日新闻》《每日》《读卖》三大报各有自己的飞机队用以采访新闻，只此一端，可以想见其余。

    日本、德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工业的发展，是战后经济上的三大奇迹。三个各有各不同的条件，但有两个要点是共通的：第一，尽量自由，最少的限制；第二，极少军备负担。

    我们在东京时曾和日本全国收入最多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共餐。他是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（制造乐声牌无线电器）的董事长，后来邀请我们到他在京都附近的一个半导体电子管工厂去参观。他出身是一个贫穷的铁路工人，结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器制造工厂。我们问到他的创业秘诀时，他说的是“组织”和“创造性”。但我想，如果没有一个合宜的大环境，他的才能也是发挥不出来的。

    在从京都回到东京的特别快车（那是全世界最快的高速火车）中，我和日本新闻协会的国际课长笠置正明先生坐在一起。他向我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南京的故事。他是德国留学生，当时在德国驻汪伪政权的使馆中做翻译。

    大战结束后，所有在南京的日本男人都被集中起来看管。他一直在德国使馆中工作，没做过什么直接损害中国的事，所以受到的待遇还算好，但心中总是十分害怕。不久管理当局放了他出来。

    他回到自己的居所去，他养的狗扑上来欢迎他……（火车太快，而他又说得太详细，故事没讲完就到了东京。直到一年多之后，我们在英国重逢，他才在到苏格兰的途中说完了这故事。）他发觉屋中已住了一位中国将军。那本来是中国人的房屋，他不敢进去，也不敢带了狗走，可是又不舍得。忽然走出一个中国年轻女子，是那位将军的太太，问明情由之后去告诉了将军。那将军准许他进去，拨了一间房间给他。将军姓李，是军医署的高级医官。李将军夫妇待他很好，完全没把他当是侵略了中国的敌人看待。不久他又患了痢疾，病势很重，幸亏得李将军亲自医治，救了他的性命。

    他说完了这故事后，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，但对于这段往事中所包含的宽厚仁义之情，他内心的深深感激，在语气、神情和目光中，在他对我的亲切中，充分流露了出来。

    原载于《明报月刊》一九六六年第一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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