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读书及小说、电影创作-《莫若相逢于江湖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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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严家炎访问

    我和查良镛——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,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,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,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,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。于是我改变办法,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,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,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。近日稍加整理,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。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。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,记得不好。下面是我的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。

    问: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?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?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?

    答:我祖父是清朝进士,大伯父是清朝秀才。到二伯父,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。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,他上的是震旦大学。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,与冯其庸是同学。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,一开始就念小学。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,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。佛经读得更晚。

    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。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,记录事实,这就很好,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。史识是作者的,但事实是客观的,不能歪曲。评论可以自由,事实却是神圣的,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。齐国崔杼杀了庄公,齐太史就记载:“崔杼弑其君。”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。

    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,又被杀。到第三个弟弟,还是写崔杼“弑庄公”。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。

    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,不会感到虚无绝望。当然,中国传统有好的,也有不好的。东汉、宋朝、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,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。我在香港大学演讲,题目就是《君子和而不同》,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。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,要含蓄,不赞成廉价宣泄,这也是很好的主张。我并不排斥西方。西方哲学家像罗素、卡尔·蒲伯,我也很喜欢。

    问: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?在欧美文学方面,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?

    答: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,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,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“异党分子”,甚至还乱打人。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,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。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,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,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,也是我的表兄。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,一边就读了许多书。一年时间里,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,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。

    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,像大仲马、司各特、斯蒂文生、雨果。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、淋漓尽致,不够含蓄,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。

    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,读狄更斯的小说。俄罗斯作家中,我喜欢屠格涅夫,读的是陆蠡、丽尼的译本。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列夫·托尔斯泰的作品,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。

    问:在中国新文学方面,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的作品?

    答:中国新文学作家中,我喜欢沈从文。他的小说文字美,意境也美。鲁迅、茅盾的作品我都看。但读茅盾的作品,不是很投入。

    问:您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,说他的叹声“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,无边无际的绝望,竟然不似人声,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”,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《孤独者》写魏连殳的哭声“像一匹受伤的狼,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”。二者意象的相似,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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